如果一個犯罪者，「天生」就缺乏同感他人痛苦的能力、無法理解社會道德規範的真義，那他需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嗎？這個問題恐怕是從理論到實務，從哲學、心理學到法學界都爭執不下的經典辯論。在熱門影集裡，我們也常看到這樣典型的角色塑造：一個缺乏同理心、沒有罪惡感、完全利己的連環殺人魔，可能還附帶若干刻板印象，例如高智商、善於規劃、慣性欺騙或心理操縱，這種冷酷甚至蒙上一層異常的魅力濾鏡。
大眾文化裡，這群人通常被稱為精神病態者（psychopath），或許你也曾聽過另一個詞叫社會病態者（sociopath）。psychopath被認為與先天基因和腦部結構有關，他們更可能成為「成功」或「完美」的罪犯；sociopath則是被童年創傷、受虐環境所後天養成的，相較於psychopath的冷漠籌謀，他們更難抑制衝動、情緒反應激烈、行為不加掩飾。
事實上，兩者都不是正式的醫學名詞，在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》（DSM-5-TR）裡也找不到這樣的診斷，跟它們在概念上最為接近的是反社會人格障礙（Anti 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，ASPD）。不過，反社會人格障礙的診斷主要仰賴的是外顯、可被觀察的行為（例如違法或衝動），精神病態則強調人際關係和內在的情緒特徵，例如缺乏同理心、自大和情感淺薄。
在刑事實務、司法精神醫學與臨床研究上，除了精神科常用的DSM-5-TR，也會運用《海爾精神病態檢核表修訂版》（PCL-R）來區分極端反社會或具精神病態特質的個體，這個鑑定必須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臨床人員執行，透過半結構式訪談、審閱各項檔案紀錄來評分，並不是當事人自述就算數。每每台灣發生重大社會案件時，就會出現「精神病是免死金牌」的討論，但真是如此嗎？
⏹︎ 法律的界線──當人格違常遇上刑事責任
讓我們翻開法條確認一下吧。
根據《刑法》第19條關於量刑的規定，當事人在行為時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」不罰；如果能力顯著減低，得減輕其刑。換句話說，要符合的條件不只是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，還必須導致不能辨識行為是否違法，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，才有減刑空間。舉例來說，如果當事人受到幻覺（hallucination）的精神病症狀干擾，看見或聽見不存在的圖像或聲音，心生恐懼因而防衛攻擊傷人，就屬於無法辨識和控制的狀態。（且必須強調，精神病患者的犯罪率沒有顯著高於一般人。）
在實務上，性格偏差、品行障礙或人格違常不被納入減刑的範疇，這是因為人格障礙是一種長期穩定的人格特質與行為模式，當事人雖然也可能有情緒調節困難、衝動控制不足或反社會傾向；但這與思覺失調症、嚴重的精神官能症發作不同，他們的辨識與控制能力通常沒有達到欠缺或顯著減低的程度。
以今年7月國民法官宣判的信義區停車場女公關家暴殺人案為例，被告劉柏葳經過專業的司法精神鑑定，有反社會人格傾向，其性格養成也被認為與家庭成長經驗、社會環境接觸有關，易怒、衝動控制差、守法意識薄弱的特質，也相當對應sociopath的描述，但並未因此獲得法官減刑，一審判決無期徒刑。
⏹︎ 知行之間：同理心的潛能與道德義務的哲學思辨
回到一開始的問題，身為psychopath，應該為傷害行為付出道德或法律責任嗎？從道德心理學（moral psychology）的角度出發，或許我們可以開展更多有趣的思考。
任職於美國辛辛那堤大學、巴斯克大學的哲學教授Heidi L. Maibom，主要研究領域為心智理論和道德情感，她梳理過往的研究數據資料發現：psychopath在標準的心理學和道德推理測試中表現完全正常，他們能夠清楚指出行為的是非對錯，也能評估違規嚴重程度。也就是說，psychopath具備關於道德的陳述性知識（declarative knowledge），即什麼（what）是不道德的；而且，他們也能給出關注受害者福祉的理由和解釋，即為什麼（why）是不道德的。
和所謂一般人有明顯差異的，是他們在同理心（empathy）的表現──psychopath看到他人受苦、受傷或害怕時，膚電反應與恐懼驚嚇反射顯著偏低，大腦處理情緒與決策的區域（如眼眶前額葉）活化也較弱，這些神經生理反應顯示，他們雖然在認知上、理性上可以推論他人的心理狀態，在情緒上卻幾乎無法感同身受。然而，如果研究人員明確指示或邀請他們試著去感受對方的痛苦時，他們大腦中與同理心相關的區域（如前島葉、前扣帶回）又能活化到接近常人的水準。
據此，Maibom指出psychopath不是真的無能，只是缺乏主動關心他人痛苦的興趣。在倫理學或法律討論中，「應該蘊含能夠」（ought implies can，只有當你確實有可能做到某事時，你才有去做這件事的義務），如果缺乏這項能力就可以免責，但擁有能力卻習慣性不使用，並不是個正當的理由。Maibom的結論是，psychopath能分辨是非也有同理的潛能，當他們選擇傷害他人時，就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道德與法律責任。
⏹︎ 善與惡、大腦與環境，那些價值選擇的十字路口
說到這裡，大多數討論似乎都將psychopath和罪犯關聯在一塊，但有沒有可能，我們社會中也有成功人士是psychopath？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醫學院榮譽退休教授、神經科學家James H. Fallon，就在研究殺人犯的大腦時，意外發現自己的大腦影像與基因特徵完全符合psychopath的模式，他出版書籍也上TED演講分享這段經歷。
根據大腦PET掃描和基因檢測結果，Fallon的眼眶前額葉皮質（與同理心、道德判斷及衝動控制相關）區域呈現低活性、負責恐懼情感的杏仁核區域也較小，且攜帶多個與高攻擊性、低同理心相關的等位基因；此外，他的家族裡更有多人曾被指控有謀殺犯行。
儘管如此，Fallon擁有穩定的婚姻、成功的事業與正常的生活，這引起經典的先天／後天（nature VS nurture）討論。Fallon認為，雖然他的基因的確有素質上的負面脆弱性，但父母的關愛與呵護、好的童年經驗帶來極大保護作用，使他在成長發展中免於走向暴力。更重要的是，當他注意到自己具有這樣的潛在危險因子時，更有自覺地去關心他人，以意志和選擇來自我修正。
實際上，從矽谷菁英、高階經理人到著名的政治家，如果仔細去觀察他們的性格特徵，都可以看見psychopath的影跡，只是這些特質傾向被應用在社會認可的事務上，更被看成是做出好決策必須擁有的遠見和魄力。在正常與異常之間，在成功與失敗之間，那條線恐怕也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的。
【參考文獻】
• Fallon, J. H. (2014). The psychopath inside: A neuroscientist’s personal journey into the dark side of the brain. Current.
• Hooley, J. M., & Nock, M. (2026). Psychopathology: A clinical science approach (Nineteenth edition. Global edition). Pearson.
•Maibom, H. L. (2022). Empathy and Moral Understanding in Psychopathy. In Vargas, M., & Doris, J. M. (Eds.),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ral Psychology (1st ed.) (pp. 838–862)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 https://doi.org/10.1093/oxfordhb/9780198871712.001.0001
•張子午、陳德倫（2026年7月23日）。保護令空窗77天，預知死亡紀事──北市信義區親密暴力命案，凶手劉柏葳一審無期徒刑。報導者。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intimate-partner-violence-liu-po-wei-case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