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tflix官方YouTube釋出一支預告，他們即將上線一支實境紀錄片，邀請30位自願者復刻史上最負盛名、最具爭議的社會心理學實驗──史丹佛監獄實驗（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，下稱SPE ）。底下留言一面倒，批評Netflix根本沒記住過去實驗的教訓，缺乏倫理道德，是透過虐待來賺錢。
雖然SPE的計畫主持人Philip Zimbardo一躍成了美國當代最著名、大眾媒體曝光度最高的心理學家之一，但他被控不顧學術倫理，許多人也質疑實驗設置不夠嚴謹或刻意操弄，導致結果難以複製。事實上，曾有英國團隊想重製SPE，最後失敗。當記者拿著這個結果質疑Zimbardo，他的說法是英國實驗的工作人員不斷介入、加上參加者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被呈現在電視上，情境條件不同，不能作為有力反駁。那麼，如今Netflix想重演SPE，又有幾分信效度可言？
首先，我們不確定參與者如何被選拔出來，性質和背景為何。其次，從trailor看來，所有參與者都知道他們正在參加實境節目，處在被拍攝紀錄的狀態。在這種條件下，還會展現出所謂真實的一面嗎？他們會因為知道被觀察，變得更為道德、保守、像個好人，還是會刻意放大邪惡的表演性質，以取得更多關注或酬賞？
⏹︎ 以欺瞞檢視人性：米爾格倫電擊實驗的啟示
談到這裡，也許我們可以檢視一下社會心理學實驗常見的特性：欺瞞（deception）。
另一個同樣經典的實驗來自耶魯大學的權力服從研究，世界很小，計畫主持人Stanley Milgram是Zimbardo的高中同班同學。為了不讓受試者在一開始得知實驗的真正目的，招募公告寫的是要研究人類的記憶，當參與者來到實驗室，會遇到扮演教師跟學生的人，也就是研究者的同謀。受試者接到指示，為了促進學生的學習效果，若學生答錯題目就按下電擊按鈕。
那排機器上的按鈕，電壓從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，在中段以後標誌了骷髏頭圖示還有警語。受試者看不見學生，但實驗安排在120伏特時，學生會開始發出叫聲，隨著電壓升高有更激烈的反應，而到了330伏特時，聲音會突然消失。結果顯示，有三分之二的人按到最後；然而，Milgram在試驗前請40位美國的精神病學家預測，他們篤定地說只會有1%，因為這是虐待狂的行為。
如果受試者最初就知道實驗是為了觀察他們對指令服從的程度，還會得到相同結果嗎？這是社會心理學在方法上替欺瞞提出的辯護理由，隨著對研究倫理的日益重視，過往這種較為戲劇性的實驗也愈來愈少出現。如果真有欺瞞必要，研究者也必須在事後完全告知（debriefing），在結束後向參與者坦白真實目的、手法與隱瞞原因；同時，協助消除實驗帶來的負面情緒，確保參與者心理恢復正常。
⏹︎ 緊急終止！受試者身心權益與實驗目的的天秤權衡
回到1971年，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，發生了什麼事？
當時，研究小組透過報紙招募志願者參與兩週的監獄生活研究，每天可拿到15美元。75名大學生來面試，經過心理測驗後，選中24名心理健康、大多是中產階級的白人男性進入實驗。他們被隨機分配飾演守衛和囚犯，團隊還動用地方警力到「囚犯」家中，把他們真的「逮捕」。
實驗開始。
第二天囚犯們便發起暴動，撕掉編號、拒絕服從命令、取笑守衛們，研究團隊要求守衛做點事來控制，於是他們強迫囚犯伏地挺身、脫光衣服，接著拿走飯菜、枕頭、毯子，不讓他們睡在床上，要他們赤手刷洗馬桶……隨著愈來愈多反社會行為出現，整個場面走向失控。
第五天，Zimbardo的研究生兼同事Christina Maslach（後來成為他的妻子）受邀來地下室觀摩，看到眼前的場景她簡直嚇壞了。她提醒Zimbardo，這些受試者不是真正的守衛和囚犯，他們只是學生和孩子，Zimbardo必須為此負起責任，這樣做是不道德的。隔天，Zimbardo就下令停止原本預期進行兩週的實驗。
在短短6天的實驗中，有5名囚犯最後接近精神崩潰。為了獲取觀察資料、建立理論，值得造成他人這麼巨大的痛苦嗎？該如何讓這些人回復到健康的心理狀態，他們今後會如何看待自己心中那黑暗的人性部分？這些問題是史丹佛監獄實驗被大力詬病之處。
⏹︎ 人為何變得邪惡？
人何以從好人變成惡人，從善走向惡，這是在紐約貧民窟長大、看見許多孩子誤入歧途的Zimbardo的核心關懷。
2007年，Zimbardo出版《路西法效應》，詳實記錄史丹佛監獄實驗的整個過程與反思，也對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待戰俘的事件，提出社會心理學解釋。所謂路西法效應（The Lucifer Effect）是指平凡人在特定情形下，人格思維和行為方式突然墮落，展現出人性中的邪惡面，集體作出反道德行為。
2004年，當美國媒體CBS揭發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的醜聞時，時任總統的布希回應，這些犯行的軍官是壞蘋果（bad apple）。但Zimbardo認為這是搞錯了問題，重點不是壞蘋果，是裝蘋果的桶子，也就是環境出了問題。過去我們在討論人為何為惡時，常常是從特質論的角度出發，想尋找在個人身上的那些風險因子或潛在特質，社會心理學則提醒我們要看見情境和系統的力量有多麼可觀──就算是一個普通人，如果在一個容忍甚至鼓勵邪惡的環境中，也可能做出令人咋舌的犯行。
對此，Zimbardo提出催生「惡」的心理和情境機制。在種族清洗和屠殺中，被害群體被視為是低人一等的動物，例如猶太人被看作老鼠、盧安達屠殺中的圖西族被視為蟑螂，又或者SPE和美軍戰俘事件中被化約成編號的人們，透過去人性化（dehumanization），為惡之人可減低罪疚感。
Zimbardo也說，當你盲目服從權威與紀律，放棄自己的判斷和獨立意識，就可能不經批判接受權威人士下達的不人道命令。如果是集體從事惡行，更容易分散與推卸個人責任。歷史上最常被論及的，應是二戰後的紐倫堡大審──納粹高階軍官艾希曼受審時提到，他只是執行長官的軍令，只是把人帶向暴行和死亡中的其中一員，只是一個傳話、一個批示、一個按鈕──這也就是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所稱的「惡的平庸性」（The Banality of Evil）。
另一個核心是去個人化（deindividuation）。為何在許多講究服從、團結的組織裡，例如軍隊、監獄、學校、邪教團體都要穿上制服？其實是為了去識別化、達成匿名，在個人無法被辨認的情況下，就可能做出超乎社會道德規範的行為。而且，在群體中更容易產生情緒極化，聲音變得愈加同質、不再有外來的意見，成員們互相認同，失去了檢驗的尺規。
⏹︎ 支持「平凡的英雄」：善惡分界取決於人的自主行動
情境雖然是惡的溫床，但惡之中仍有善果，人有理性、能動性和道德勇氣。
借用漢娜鄂蘭的話，Zimbardo將其轉化成「英雄主義的平庸性」（The Banality of Heroism）。在這裡，他所說的不是大家想像中的傳統英雄，不是犧牲自我、奉獻全人的大英雄，也不是DC或Marvel電影中擁有神力的超級英雄。
Zimbardo在TED演講中舉例，2007年，紐約地鐵曾有一名學生因癲癇發作落軌，當時帶著兩個女兒的建築工人Wesley Autrey跳下鐵軌，用身體護住對方，火車從兩人上方駛過，最終平安無事。當被媒體問到他怎麼能有如此驚人的勇氣，Autrey回答：「我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，我只是看到有人需要幫助，我做了我認為正確的事。」這是一個平凡人所能做出的英雄之舉，Zimbardo認為在阿布格萊布事件吹哨的基層軍官Joe Darby、說服他終止史丹佛監獄實驗的Christina Maslach，也都是這樣平凡的英雄。
「大多數的英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們，他們只在特定的情境中挺身而出。」Zimbardo如此定義，他說善良或殘忍、關懷或冷漠、創造或破壞、英雄或惡棍，都在人們的選擇之中。要成為這樣的「英雄」，你得對抗從眾的習性，在大家消極冷漠時有所作為，且這個作為是以社會為中心，而非以自我為中心。
“To be a hero, you have to learn to be a deviant.” ──Philip Zimbardo
【參考文獻】
• The New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| Official Trailer | Netflix
• Zimbardo, P. G. (2007). The Lucifer effect: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(1st ed). Random House.
• The Psychology of Evil | Philip Zimbardo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