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醫生，我看了網路上的資訊，覺得我應該是PTSD，你幫幫我好嗎？」
這個PTSD，可能被替換成憂鬱症、恐慌症、強迫症、ADHD等各種病名，畢竟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》（DSM-5-TR），在超過兩百項的診斷中，總能找到某一些描述比較像你。美國精神科醫師Suzanne Garfinkle-Crowell日前於紐約時報提出她的觀察：最近來到診間的年輕女性，滿口都是心理治療術語。
作為第一線心理工作者，她對此感到憂慮：如果當事人開口閉口都是診斷術語，用貼標籤取代對真實感受的描述，很可能導致過早停止探索，也阻礙自我理解或者讓他人理解的路徑。語言照亮某些真相，同時遮蔽了其他部分，從後現代的觀點出發，就算是同一種疾病，在每個患者身上呈現的經驗也很不同，涉及主觀知覺的建構與參與。
Garfinkle-Crowell強調，臨床工作者可以認真看待來訪者的說法，但不要囫圇吞棗、照單全收，應該詢問這個診斷名詞對於當事人來說代表何種意義。就我的理解，即是懷抱著一種「善意的懷疑」──我們尊重當事人對自身經驗的詮釋，但也表達更多好奇，期待造成干擾或困境的「定論」還有被拆解、鬆動的可能性。
回到現象本身，何以是年輕女性、何以專業術語回應了某些需求？Garfinkle-Crowell解釋，把問題歸咎給大腦生理機制出錯，能降低害怕；同時疾病標籤也較能引起他人的重視和關心，或讓當事人獲得某種社群認同。換句話說，這些詞語是一種應對機制，藉由套用社會認可的敘事框架，來安頓個人內心的痛苦。
⏹︎ 臨床工作者的擔憂：醫療術語病理化日常生活的正常情緒
不只精神科醫師叮囑，紐時這兩個月接連刊出幾篇社論都在討論類似主題，美國當代對心理困擾的認識已被精神醫學和臨床治療佔領限縮，人們愈是努力辨識和介入，愈是走向個人化歸因和處置，反而遺忘了痛苦的聲音其實富含社會性。
正如心理學家Clay Routledge所言：美國人如今對心理健康的關注，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，但整體心理健康狀況卻快速惡化，「過度關注」會不會就是問題的一部分？
為什麼這麼說？Routledge認為，當我們愈執著於心理健康，就會愈敏感地去偵測任何可能稱得上症狀的事物，例如悲傷、倦怠和孤獨，而且更傾向用臨床醫療術語來描述這些正常的情緒經歷。其實適度焦慮是有益的，能讓我們保持警覺並達成目標，但若將焦慮視為一種病，變得過度警惕且刻意迴避，反而會增加罹患焦慮症的風險。
根據統計，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及半數的Z世代成年人，曾單憑社群媒體資訊，就為自己做出心理疾病診斷。現在情勢更加嚴峻，當人們對AI傾吐心事，想尋求安慰和因應對策，AI往往不挑戰、只附和，甚至快速將模糊描述貼上各種標籤：自戀型人格、逃避型依附、高敏感、創傷……或者告訴你「你的情況很符合心理學上的某某概念」。名詞概念是否存在？是。但不精確和過於簡化的分類，更可能的效果是讓發問者緊緊抓著標籤不放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（或該說是詛咒）。
那該怎麼辦？Routledge表示，我們應該停止過度病理化日常生活，把注意力和行動轉向運動、從事志願服務、展現對他人的善意，透過與他人連結、關注他人的難處，我們更有機會從中感覺到自己對社會的功能，獲得意義感，不再沉溺於自身的憂慮。
⏹︎ 拯救孤獨：診間和諮商室之外，找回人與人連結的重要性
與Routledge提出的解方異曲同工，身為治療師的Harvey Lieberman說：「心理問題不一定需要臨床介入，它們固然痛苦，卻不代表就是一種障礙。」他直言，如果每種掙扎都導向尋求專業人士協助，我們很可能把孤立或環境導致的問題，誤認成需要治療的疾病。
數據顯示，2019年，約有十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接受過諮商或治療，到了2024年則上升至約七分之一。Lieberman說，心理治療似乎已成為應對各種不快樂的預設處方，但不快樂往往不是一種障礙，而是一種結構性處境，比如孤獨、職場衝突、經濟拮据，這些都是艱難的現實問題。心理治療更適合處理的是源自內心、持續性的思維困擾；如果問題來自情境困難或缺乏社群，也許提示和指向的是當事人周邊的生活處境應該被調整、改變。
換句話說，不見得要將痛苦視為一種症狀，可以把它看作一種訊號。Lieberman從自身實務經驗也發現，個案重建與他人連結的重要性，並不亞於診間裡討論的內容。也許醫療保健體系可以提供「專業」的支持，但治療師也提醒來自親人、鄰居、朋友、伴侶等非正式網絡的理解與情感支持，往往會有更好的、意想不到的幫助。
⏹︎ 痛苦與幸福孿生，完全拒絕痛苦的社會將被無聊壟罩
如果能從個人醫療現場後退一步，從更鉅觀的社會面向和集體精神狀態進行考察，我們或許能對上述現象有其他看見。以《倦怠社會》、《透明社會》、《愛欲之死》等書聞名的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，在疫情後出版《妥協社會》一書，討論他對痛苦的看法。
他說，妥協社會是一個同質化的地獄。在這種社會裡，新聞和社群媒體大量傳播暴力和痛苦的圖像，但我們的注意力如此分散──上一則是遠方的戰爭新聞，下一則可能就是色情影音──行動被閹割到剩下點讚跟消費，對他者的受傷和不安感到麻木，我們沉溺在自戀之中，團結和同情減少，社會更加孤立隔絕。在這裡，追求自身的幸福是至高無上的鐵律，每個人都要獨自為幸福而奮鬥。
「有一些苦難本該是社會的責任，卻被私人化、心理化了。有待改善的不是社會狀態，反而是心理狀態。要求人們優化心靈，實際上是迫使人們去適應統治關係，這種要求掩蓋了社會的弊端。」韓炳哲認為，這導致每個人只關注自己的內心，受苦的社會性消失了，憂鬱取代了革命：痛苦變成了個人的錯。更加悲哀的是，這種意識形態以追求幸福、促進健康、實現自由的修辭來包裝，人們作為功績主義（meritocray）的主體，為了「積極提升」而心甘情願地自我剝削，直至崩潰──追求刺激、過度交際、重視績效數字，這些「暴力」帶來的壓力和疼痛，就是上述心態的典型標誌。
站在幸福的對立面，痛苦就是難以忍受的。韓炳哲指出，這展現在寄託於醫學的高漲期待，人們嘗試用各種方法來逃離或麻醉自身的痛苦，哪怕是很小的痛苦都變得難以忍受。在過去，也許更高的意義和敘事讓人們得以超越痛苦，在其中長出更深刻的認識和行動；但如今我們失去了表達痛苦的美學和語言，把它讓渡給止痛藥、抗憂鬱／焦慮劑和安眠藥。弔詭的是，人們一方面迴避痛苦，另一方面卻又「需要」痛苦，所以自傷行為成了證實自己、感受自己「存在感」的替代方案，人為製造的極限運動和冒險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自證嘗試。
究竟如何看待與痛苦的關係，與之共存？韓炳哲形容痛苦是一部馬達，使精神能發生轉變，所有轉變都離不開痛苦，如果沒有痛苦，精神就是一成不變的。這是從辯證的角度出發，沒有「反」就難以達到下一步的「合」，就難以對自身和社會進行改造。這種說法隱隱然暗示著受苦的必要性，不過關鍵還是在於人們如何解讀痛苦並做出回應。終究，我們不可能迴避痛苦，當代蔓延的無意義感、疏離感和虛無焦慮已經回答：「無聊感其實不是別的，就是溶解在時間裡的痛苦而已。」
【參考文獻】
• Routledge, C. (2026, July 26). Stop pathologizing ordinary life. The New York Times. 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26/07/26/opinion/mental-health-exercise-charity.html
• Lieberman, H. (2026, July 5). I’m a therapist. Not everyone should be in therapy. The New York Times. 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26/07/05/opinion/therapy-loneliness-friendship.html
• Garfinkle-Crowell, S. (2026, Aug 18). I’m a psychiatrist. I’m hearing something new from young women. The New York Times. 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26/08/18/opinion/therapy-speak-daughter-trauma-anxiety.html
• 韓炳哲（2022）。妥協社會：今日之痛（吳瓊譯）。中信出版社。（原著出版於2020年）
• Han, Byung-Chul. (2020). Palliativgesellschaft: Schmerz heute (2. Auflage). Matthes und Seitz.
